柳公权与柳仲郢

宣宗即位后，李党尽贬，移牛僧孺为衡州长史，还为太子太师。可惜的是，李德裕的政敌牛僧孺也没有活过这一年。而最让柳公权担心的是，当初由李德裕一手任用的他的亲侄子、柳公绰之子柳仲郢，在京兆尹的官位上会有什么闪失。

元和十一年（816），柳公绰首次出任京兆尹。会昌五年（845），柳公绰的儿子、柳公权的侄子柳仲郢出任京兆尹，这期间相隔二十九年，恰恰是人们常说的一代人。

柳仲郢出任京兆尹的会昌五年（845），最重大的事件莫过于唐武宗毁佛灭法。唐朝的皇帝有崇道的，也有尊佛的。崇道的将老子奉为玄元皇帝，尊佛的下令将佛像敬放在官员进餐的食堂，让他们在饭前顶礼膜拜。唐武宗在灭法之后死于丹术，被礼佛的人看作是对其毁佛崇道一事的反讽。

在柳公权看来，对于唐朝的皇帝来说，问题的实质并不在于信奉哪一种宗教，而是在于追求长生不老。宗教成为他们通向不死之路的阶梯。尽管事实已经证明人注定是要死的，那些“灵丹妙药”只会对人的生命造成伤害，但是拥有天下的君王们，仍然前仆后继地去追求肉体上的不死。

武宗灭佛的风暴显然是猛烈的，那些被毁寺庙中的铜钟、铜磬，当时被统一收回到各地的官府，熔炼后铸成铜币。在铸币之前，有人提出在铸币用的模范上加刻“新”字，以示和旧币的区别。

兼任京畿铸钱使的柳仲郢制止了这种做法，认为一个国家发行的钱币是有规矩定式的，随意改动样式将会损害钱币的权威性。此次全国有二十多个地方用收缴的铜器铸造铜币，只有淮南在模范上加刻了“新”字。

一年多后，唐宣宗即位，佛寺重兴，那些加了“新”字的铜币竟被人收集起来，熔化后重新铸成佛像，本来就短缺的铜币又一次流失。

柳仲郢担任京兆尹期间所办理的案件中，最著名的应该是刘诩殴打母亲案。按照唐律，殴打自己父母的人应当处死，由此看来刘诩一案算不上什么大案难案。但由于这个刘诩乃是神策军中的人，神策军属于宦官管辖下的禁军，事情一旦和宦官挂在一起就变得复杂起来了，一件很清楚的案件，很可能会被避重就轻甚至不了了之。诗人王建《羽林行》一诗描述：“百回杀人身合死，赦书尚有收城功。九衢一日消息定，乡吏籍中重改姓。”

柳仲郢对于这类事情也有着亲身经历，应该判处死刑的人，又活了下来。唐文宗大和五年（831）时，柳仲郢在朝任侍御史。京兆富平县人李秀才，诬告乡亲砍了他父亲坟墓旁的柏树，并用箭射杀了那位乡亲。这个李秀才不是姓李的秀才，而是姓李名秀才。司法部门判定李秀才犯了擅自杀人罪，应当处死。但是此人籍属禁军，在禁军挂着名，还有宦官罩着，说情说到了唐文宗那里，文宗批复，将死刑改为打上一顿屁股后流放边疆，这在法律上叫作“决杖流配”。

按照制度，犯人实施决杖时应由御史台侍御史在场监督执行，这一次轮到柳仲郢监决。柳仲郢认为自己不能去执行这次监决，他上奏唐文宗说：“圣明的君王制定了法律，擅自杀人者必须处死。现在李秀才犯了杀人罪，这个贼人不处死，就是乱了朝廷的典章，而我如果监督决杖就是失职。我听说上面有英明的天子，下面就不会有破坏法律的臣子。我虽然只是一个小官员，却不能亵渎自己的职责，更不能玷污圣上的英明。柳仲郢坚守法律，拒不执行监决，唐文宗只得再换一个侍御史。换上的人和柳仲郢一样，认为李秀才应该处死而不是决杖流配，此案最终绕过御史台，改由京兆府监决。

柳公权与侄子的想法一致：即使被免官，也要坚守法治的立场。有鉴于此，这一次柳仲郢不等皇上的批复下达，就抢先一步将刘诩杖杀，省得夜长梦多。刘诩被杖杀之后，宦官们大为不满，果不其然，柳仲郢因而受到诬陷，被免去京兆尹的职务，改任他官。柳公权劝导侄子，这官丢得值，没有丢柳氏的脸面，罢了。

叔侄二人明白，神策军起于唐代宗时期，此后势力逐步壮大。神策军派的宦官是唐中晚期宦官的主要力量，连皇帝都由他们拥立。自唐宪宗元和年间到武宗会昌年间，敢于在神策军头上动土的京兆尹有四个人，一是许孟容，一是薛元赏，另外两个就是柳公绰和他的儿子柳仲郢。

柳仲郢确实继承了他父亲那种正直耿介、不畏权势的性格，这和从小他所受的家教有很大的关系。

柳仲郢乃元和十三年（818）进士，在政坛上的名声初显，是在牛僧孺的幕府中。

宝历元年（825），唐敬宗玩心特强，不理朝政，这使得宰相牛僧孺陷入两难境地，说也不行，不说也不行。直言诤谏，势必惹恼皇上，以牛僧孺的性格、地位以及处世方式而论，他不会像刘栖楚那样情愿在御阶上磕破脑袋以履行谏议的职责。牛僧孺已经年近半百，而唐敬宗不过十六岁，要是自己的儿子不听话，打也打得，骂也骂得，但现在不听话的是皇帝。放任唐敬宗由着自己的性子行事，对于牛僧孺来说又有悖于宰相的职责。两难之际，牛僧孺提出到地方去任职，眼不见为净。

唐敬宗对于牛僧孺还是照顾有加的，特别将鄂岳观察使的建制升格为武昌军节度使，让牛僧孺带宰相职出任武昌军节度使。柳仲郢此时在节度府中任从事。在此期间柳仲郢表现出众，牛僧孺赞叹说：”非积习名教，安能及此！“

而柳仲郢真正受到重用，是在唐武宗会昌年间李德裕执政期间。按说，柳仲郢并不是李德裕的追随者，更在许多事情上与李德裕的观点相左。会昌五年（845）吴湘案时，御史崔元藻因为复查案件而被贬，柳仲郢多次上奏为其申理，这被认为是针对李德裕的，当时有不少人都为柳仲郢的命运担忧。

但是，晋封太尉、赵国公的李德裕，认为柳仲郢这样做并无一点私心，反而更加看重他，随即举荐柳仲郢为京兆尹。任命下达之后，柳仲郢前去拜谢李德裕，一般来说在这种场合都是说些感激的话，柳仲郢却说：“我一定会像在奇章公幕府时那样去努力，以报答你的厚德。”牛僧孺的祖上牛弘，在隋朝时被封为奇章公，唐人因而用此称号尊称牛僧孺。

牛僧孺与李德裕互为政敌四十年，而会昌五年（845）为这四十年的倒数第二年，柳仲郢受到重用后，当着李德裕的面，表示要像在牛僧孺手下时那样工作，无疑是犯了忌讳，但李德裕并没有因为这些话而记恨于柳仲郢。这或许是表明李德裕并非因私怨而妒贤的人，或许是表明李德裕并没有自立一党的初衷。对于李德裕的这次提拔，柳仲郢一直记在心上。古人说：食人一饭当终身相报，柳仲郢就是这种讲义气的人。

会昌末年，唐武宗与李德裕之间的君臣相知，成为晚唐之绝唱。唐宣宗即位，嫉李德裕位高权重，初贬荆南，次贬潮州，再贬崖州司户，治所在今海南琼山大林乡。在琼期间，李德裕著书立说，奖善嫉恶，备受海南人敬仰。大中三年（849）十二月十日，李德裕卒于贬所，终年六十三岁。与其同时代的李商隐，称李德裕为“成万古之良相，为一代之高士”。李德裕逝后十年，被追封为太子少保、卫国公，赠尚书左仆射。这也算身后昭雪，足以告慰英灵。

李德裕去世六年之后的唐宣宗大中九年（855），柳仲郢兼任盐铁转运使，此时，李德裕家族受到牵连，颠沛流离，不得安生。柳仲郢便将李德裕兄弟的儿子李从质安排在盐铁院任推事，主管苏州一带的盐铁事务，让其用所得的俸禄来供给家用。

当时的宰相、华原柳氏的乡党令狐绹对此很是不满，柳仲郢给令狐绹写了一封信，信中说：“李太尉受到责处已经很久了，他的家人也因此而漂泊零落，这样下去恐怕连祭祖这样的大事都会无人去做，实在是令人痛心。”也许是柳仲郢的信说服了令狐绹，也许是令狐绹从自己每次面见宣宗都会紧张到浑身冒汗的情况中，体会到伴君之难，因而动了恻隐之心，在接到柳仲郢的信后，令狐绹下令任命李从质为朝廷正式官员。

在任盐铁转运使期间，柳仲郢还驳了唐宣宗的面子。当时宣宗让柳仲郢安排一个名叫刘集的医生担任盐场的主管，这个职务不入流品，又是皇上本人亲自写的条子，完全可以送个顺水人情，但柳仲郢却没有照办。他上奏宣宗说：“如果这个医生医术高明，应该让他去尚药局担任医官。假如盐铁院里有一个与其职能毫不相关的医生，臣不知道应该怎样去考核他的工作。再说，安排一个人担任盐场主管这样一个低级别的职务，不是一国之君应该干的事情。”唐宣宗在柳仲郢的奏疏上批示：“赐给刘集绢百匹，安排人送他回家去。”

柳仲郢的种种作为，源自华原柳氏的家风、家学、家教。父亲柳公绰年少时起读书千卷，尔后成为朝廷栋梁、一代名士。叔父柳公权从幼年习字，毕生手不释笔，终成书法大师。读书学习是柳家的家风，柳仲郢受到父辈的影响，也是嗜书如命，公事之余则开卷读书，不舍昼夜。九经、《汉书》、《后汉书》他亲手抄写过一遍，魏晋南北朝的史书手抄两遍，全是用小楷精心写下，每个字都很认真，没有败笔。

从史籍中少有柳公权子孙事迹推测，柳公权自己的儿孙成就平平，但让身为叔父的他宽慰的是，侄子柳仲郢一生一任京兆尹，两任河南尹，一任东都留守，一任刑部尚书，三任大镇节度使，政绩卓著，颇有口碑。柳仲郢任河南尹时，为政宽松，有人问他为什么和任京兆尹时做法大不相同，回答说：“京兆是在天子的车轮之下，要的是次序，应该以弹压为先，而河南则是地方，治理起来应该重在养民，以和谐为主，这两个地方是不能类比的。”

按照柳仲郢和他父亲柳公绰的秩品，位于长安升平里的柳家门前是可以树立戟杖的。据说每次柳仲郢的职位升迁之前，总会有许多鸟儿聚集在他们家门前的戟架上，五天之后才会散去。

多年之后，当柳仲郢受任天平军节度使时，这些鸟儿却没有出现，家里人都认为这不是个好兆头，果然，柳仲郢不幸卒于天平军任上，时为咸通五年（864）。因史籍未载其出生年月，估摸寿数在七旬上下。此为后话。